刑不逾时：柳宗元的唯物主义法律观

     作为唐代著名文学家的柳宗元，一生创作了大量类型多样的作品，如在永州时期的散文《游黄溪记》《小石城山记》，如批判社会现实的《捕蛇者说》《种树郭橐驼传》，都是记景抒情的不朽名篇。柳宗元生活于藩镇割据、宦官专权的中唐，这样一个时代注定他的作品不可能完全寄情于山水，虽然在从政中屡遭贬斥，他仍然抱着变革现实、济世为民的思想，不断写文章表达他对国家、社会及制度的看法，其中就包含着他独特的、朴素的唯物主义法律观。

    中国古代思想家多奉行天人相关论，即天象和人事之间存在一种对应的关系。汉代董仲舒认为“天”是高高凌驾于人与自然之上的世界主宰者，人君受命于天，法律制度亦需遵循天道，所谓刑罚“顺天则时”“秋冬行刑”，均是如此。这一观念一直影响到唐代的韩愈，而天命论也构成中唐时期藩镇、宦官维护自身利益的思想基础。柳宗元则坚持无神论，反对法天用刑，亦不接受君权神授思想。他认为作为自然的天与属于人的社会，各自有不同的发展规律，天人之间并不存在什么感应关系。在《天说》中，“彼上而玄者，世谓之天；下而黄者，世谓之地”，天地都是物质的、自然的，不是人格化的神，更不会有意志，人类社会与天不存在祸福对应的关系，国家的兴亡得失与天并不相干。在《答刘禹锡天论书》中，他详细论述了天人“不相预”的思想，“生植与灾荒，皆天也；法制与悖乱，皆人也，二之而已。其事各行不相预，而凶丰理乱出焉，究之矣”，也即受制于自然的年成收歉与社会治乱并不对应，法律制度的施行与天道无关，故赏功罚罪，也不必刻板地因循天道。

    唐代时“礼本刑用”，信奉司法时令论，《礼记》中宣扬天命神权思想的《月令》被视为“措政大法”，各级官员必须熟读《月令》并以之行事，司法或刑罚自然也须遵循时令。柳宗元则批驳神权法思想，认为时令不可一概而论，与农耕相关的春种秋收需要依照时令，但选拔人才、修改法令、审理案件就不能机械地遵照时令。他主张及时地予以赏罚，提高司法效率，“夫圣人之为赏罚者非他，所以惩劝者也。赏务速而后有劝，罚务速而后有惩。”因为赏罚是用以劝诫或激励人的，而“春赏秋刑”的做法，不利于及时地赏善罚恶，故不能有效地发挥法律的作用。他认为赏刑不能附会“天意”，而必须契合“好利恶害”的人心，只有赏刑不因时令而迟延，才能促使民众从善远罪，最终达到刑措善治的效果。由此，他进一步批判了中唐以来藩镇割据破坏法制的作为，强调有罪必诛、赏罚严明，要求对那些违法作恶的罪人，及时地予以严惩。

    因其偏于“唯物主义”的法律观，柳宗元一贯反对人君“受命于天”的观念，提出人君受命于人，故需要以民为本，施行“仁政”。在《贞符》一文中，柳宗元阐述了此观点：“是故受命不于天，于其人；休符不于祥，于其仁。惟人之仁，匪祥于天；匪祥于天，兹惟贞符哉！”也即是说，不止人君权力之源是民众，天道之祥瑞，抑或是灾异，也与国家兴衰并没有直接联系，真正决定国家命运的是人心的向背，是人君能否真正满足民众对美好生活的愿望。故作为统治者，人君必须要施行“仁政”，关注民生民瘼，才能使国家政权稳固。对于地方官吏，柳宗元同样以民本的观点看待，“凡吏于土者，若知其职乎？盖民之役，非以役民而已也。”（《送薛存义序》），更是表达出官吏实乃“人民公仆”之意。虽然柳宗元的论述最终落脚于儒家的“仁政”，但他提出君权“受之于人”、国家兴衰与天道无关等思想，在当时无疑是极具颠覆性的。

    尽管柳宗元反对汉儒天人相关的观点，但他的思想仍未脱离经典儒家思想，这尤其反映在他对礼刑关系的论述中。柳宗元很推崇儒家之“礼”，但他所确认的“礼”，却是先秦由周公到孔孟之礼，而不是汉儒推天引神的礼，并且结合当时的思潮，在探讨儒家之礼时，又加入了法、道、释等各家思想。武则天时期，曾经发生过徐元庆为父报仇的著名案例，围绕着礼与法的问题，谏官陈子昂发表了长篇大论，认为二者不可偏废，故可以“诛而后旌”，即以律法诛杀后再以礼表彰。柳宗元亦写下了《驳复仇议》，集中表达了他的礼刑观。他对陈子昂“诛而后旌”的矛盾做法予以反驳，并阐释了理由：“礼之大本，以防乱也，若曰无为贼虐，凡为子者杀无赦；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，若曰无为贼虐，凡为理者杀无赦。其本则合，其用则异，旌与诛莫得而并焉。”即礼与刑的作用都是防止人们作乱，但是它们运用的侧重点不同，旌表和惩罚不能一并使用，处死应该表彰的人，就是滥用刑罚，而表彰应当处死的人，就是超越本分，会对礼治造成严重的破坏。“诛而后旌”的做法，就会导致民众认识上的混乱，追求道义的人不知道该往何处去，社会的秩序就难以维系。就徐元庆案，柳宗元认为其不忘父仇，是孝的表现；宁愿因孝而死，又体现了义，这样一个通晓事理及圣贤之道的人，怎么会与王法为敌呢？一些人反而要将其定为死罪，这实在是滥用刑罚、败坏礼治的建议。以现代法治的观点看，柳宗元减免死罪的论断，虽不免偏颇，但他却以严谨的逻辑，论证了“其本则合，其用则异”的礼刑观。

    由现实司法案例的礼、刑之用，柳宗元进入了对法律更深层次的思考，即国家及法律的起源。古代思想家对法律起源的认识向来不一，有的认为法律源自于“天”，如夏商统治者提出受命于天，即自己是受上天的委任统治人间的，自己就是上天的“代言人”。由于君子受命于天，引申出“天降典刑”，法律制度也是上天所赐，违背“典刑”就是违背天意，自然要受到严厉的惩处；也有人认为法律是源自维护社会秩序的现实需要，如荀子以及后来的法家认为，人生活在社会中，人人都有欲望，而社会物质资源有限，就会产生争斗，只有以法律确定名分或边界，才能避免争斗，社会也不会悖乱不治。

    柳宗元则从唯物史观出发，提出人类社会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，它有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趋势，他以“势”来概括这种思想认识。在《封建论》中，他延续了荀子争而生礼的观点，“夫假物者必争，争而不已，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。其智而明者，所伏必众。告之以直而不改，必痛而后畏，由是君长刑政生焉。”亦即人类生存必须借助物质资源，资源有限就会产生争斗，为了平息争斗，就需要有判断是非的智者，要有调纷息争的法令，于是国家和法律就产生了。随着争斗规模的扩大，就需要更有才能、更富德性的治理者，从最高的天子到乡里的胥吏，对于德高望重的人，民众自然会尊奉其子孙继承他们的位置，故封建制并不是圣人的意志，而是客观之“势”的结果。接着，他又以周秦汉唐为例，以历史事实说明法律制度违背历史发展之“势”就会亡国，而顺应“势”就能兴盛，王朝的治乱兴衰都取决于能否顺应“势”。秦朝“二世而亡”，正是因为“亟役万人，暴其威刑，竭其货贿”，以严刑峻法统治百姓，施政劳民伤财，违背了客观之“势”，最终导致民怨沸腾、天下大乱。他再由秦汉之制论及魏晋，探讨封建制与郡县制得失，指出魏晋虽然沿袭封建制，但仍未逃脱衰亡的命运，而唐朝实行郡县制，却能巩固国家基业数百年。因此，国家需要避免教条化地理解儒家之“礼”并因循封建旧制，而需要因应社会情势，确定更为合理的国家政治制度及法律。这一主张，对于中唐以来藩镇盛行的“封建延祚”谬论，无疑是最有力的驳斥。

    柳宗元善于从社会实际出发思考法律，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法律陈见作出有理有据的批判，体现出朴素的唯物主义法律观，给我们留下了诸多启示。在思维方法上，柳宗元既积极吸纳儒、法、释等前贤的有益思想，又不迷信前见陋识，而是通过对社会生活的细致观察，特别是结合当时的社会情境对法律作功能化的分析，通过逻辑缜密的论证，得出更为合理的判断。在价值取向上，柳宗元承继了儒家的“民本”思想，反对君权神授，也反对官宦特权，从国家法权来源于民众出发，提出了广施仁政、安邦恤民的主张。他刑不逾时、刑无等级、赏罚公正等思想，也正是唯物主义法律观的体现。法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，只有在司法、执法等实践中才能真正发挥它的作用。柳宗元这种务实的、民本的法律思想，对今天的法律人以及法律施行，无疑具有启示意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