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法总则彰显鲜明时代特色

编者按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》已由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3月15日通过，并将于10月1日起施行。本报开设“民法总则研究笔谈”专栏，邀请专家学者解析民法总则新规定，研究民法总则所体现的新理念、新理论，以飨读者。 

　　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》（下称“民法总则”），这在我国民事立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。该法进一步提升了我国民事立法的科学化和系统化，完善了市场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法律规范，保障了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的“五大发展理念”，为全面深化改革、全面依法治国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。民法总则从我国实际出发，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立法和司法实践经验，并回应当代中国的现实需要，彰显了鲜明的时代特色。 

　　本土性。民法总则立足于我国国情，从实际出发，解决实际问题。民法总则是对我国民事立法、司法经验总结、提炼的结果，展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，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。一方面，民法总则许多制度和规则都是为了解决我国的具体问题而设计的，这就使得其具有大量的中国元素。例如，民法总则开宗明义地宣告，要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立法目的，倡导自由、平等、公正、法治等价值理念，有助于实现民法的基本功能和目的；在“自然人”一章，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年龄下降到8周岁；关于法人的分类，民法总则没有采纳社团法人与财团法人的分类方法，而是总结我国既有的立法经验，采用了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的分类方法，同时，专设“特别法人”一节，对机关法人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、城镇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法人、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等作出规定，这显然也是我国既有法制经验的体现。另一方面，民法总则反映了我国改革的需要。民法总则确认了非法人组织的民事主体地位，规定了多种类型的社会组织，有利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；民法总则第113条明确规定“民事主体的财产权利受法律平等保护”，也适应了我国当前改革中强化产权保护的现实需要；民法总则确定了以家庭监护为基础、社会监护为保障、国家监护为补充的监护体制，形成了国家和社会的良性互动，这也有利于强化社会自治，提升社会治理水平。 

　　时代性。民法总则彰显了时代精神，21世纪是走向权利的世纪，是弘扬人格尊严和价值的世纪，所以21世纪时代精神应该是对人的尊严自由的保护。人文关怀侧重于保障个人享受一种有尊严的生活，从而实现对个人的全面保护，维护每一个人的尊严。民法本质上是人法，民法的终极价值是对人的关爱，最高目标是服务于人的尊严和人的发展。在我国，在广大人民群众基本温饱解决之后，对于人的尊严保护应当提到一个更高的位置，我们的民法同样也应当给人的尊严、自由的保障提到更高的位置。从民法总则的体系结构来看，其关于民事主体、民事权利、民事义务的规则设计也都是以人为中心而展开的。例如，宣示对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、强化对胎儿利益的保护、降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年龄标准，规定了成年监护制度以有效应对老龄社会的现实需要等，都体现了人文关怀的精神。民法总则广泛确认了民事主体所享有的各项权益，规定了胎儿利益保护规则、民事行为能力制度、老年监护制度、英烈人格利益保护等，实现对人“从摇篮到坟墓”各个阶段的保护，每个人都将在民法慈母般爱抚的眼光下走完自己的人生旅程。 

　　民法总则也彰显了时代特色，体现了当代中国的时代特征，回应了当今社会的现实需求。例如，针对互联网和大数据等技术发展带来的侵害个人信息现象，民法总则规定了个人信息的保护规则，维护了个人的人格尊严，并将有力遏制各种“人肉搜索”、非法侵入他人网络账户、贩卖个人信息、网络电信诈骗等现象。再如，民法总则第9条规定了绿色原则，要求从事民事活动要保护生态环境、节约资源。这一规定回应了现代社会突出的环境问题，既传承了天地人和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理念，又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发展理念，是我国民法总则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的新的理念，也符合我国社会的五大发展理念。 

　　逻辑性。民法典就是民法规范按照一定的逻辑形成的体系，必须实现内在价值体系的一致性和外在规则、制度体系的一致性。民法总则的逻辑性主要体现如下：一方面，民法总则通过规定民法共通性规则的方式，有利于消除各个民事单行立法之间的冲突。例如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》（下称《民法通则》）将诚实信用原则规定为一项基本原则，而物权法并没有将其确认为基本原则，这就导致各个民事立法所认可的内在价值和原则并不具有一致性。民法总则确立了普遍适用于各个民事法律制度和规则的基本原则，消除了各个法律相互之间的冲突和矛盾，这就使民事立法体系更加和谐一致。另一方面，从体系上看，民法总则也是富有逻辑的、完整的体系。从民法总则的内容来看，其是由权利主体、权利客体、权利的行使、权利的保护等规则组成的逻辑体系。民法总则的逻辑性在民事法律行为中的表现较为明显，《民法通则》虽然规定了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则，但合同法颁行后，对《民法通则》中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则进行了大量修改，这就导致了合同法与《民法通则》的许多规则发生冲突和矛盾，而民法总则就是在系统总结《民法通则》和合同法立法经验的基础上，消除了二者之间的冲突，进行了系统重构。从意思表示到法律行为，法律行为中又区分双方、单方法律行为，共同行为，决议行为等，具有明显的层次性和逻辑性。 

　　基础性。由于民法总则是采取“提取公因式”的方式确立的规则，是民法典中最基础、最通用，同时也是最抽象的部分，所以它可以普遍适用于各个民商事单行法律，一方面，民法总则第11条规定：“其他法律对民事关系有特别规定的，依照其规定。”该条明确确立了普通法与特别法的适用关系，表明了民法总则是基础性的法律，只有在特别法没有规定时才适用。另一方面，民法总则为民法典分则奠定了基础。民法总则确立了民法典的基本制度框架。民法是权利法，民法典的体系构建应当以民事权利为中心展开。我国民法总则也是以民事权利为“中心轴”而展开的。在总则中有关自然人、法人等的规定，是对权利主体的规定；有关民事权利一章的规定，就是对民事权利的类型、客体、权利行使方式的规定；有关民事法律行为和代理的规定，是对民事权利行使的具体规则的规定；有关民事责任的规定，是对因侵害民事权利而产生的法律后果的规定；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是对民事权利行使期限的限制。民法总则就民事权利主体、客体、法律行为及民事责任等一般规则作出规定，而分则体系也将以人格权、物权、合同债权、亲属权、继承权等权利，以及侵害民事权利的侵权责任为主线而展开。从这一意义上说，民法总则不仅奠定了民法典分则制度设计的基本格局，而且也为整个民事立法的发展确定了制度基础。还应当看到，民法总则统辖了各个单行的民商事法律，民法总则的颁行有效协调了民法和商法的关系。我国实行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，民商合一体例并不追求法典意义上的合一，其核心在于强调以民法总则统一适用于所有民商事关系，统辖商事特别法。民法总则是对民法典各组成部分及对商法规范的高度抽象，诸如平等原则、自愿原则、诚实信用原则、公平原则和等价有偿原则等，均应无一例外地适用于商事活动。民法总则与各个商事法律构成了有机的整体，二者之间是普通法与特别法之间的关系，也就是说，在出现商事纠纷后，首先应当适用商事特别法，如果无法适用商事特别法，则可以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则。 

　　开放性。民法总则的开放性表现在两个方面：一是法律渊源的开放性。民法总则第10条规定：“处理民事纠纷，应当依照法律；法律没有规定的，可以适用习惯，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。”习惯是人们长期形成的惯行，同时，人们对其也已经有了法的确信，所以，可以纳入到整体的法秩序之中。当然，这里所适用的作为民法渊源的习惯，应当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，否则，就会导致整体法秩序内部的不一致。民法总则第10条规定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形下可以适用习惯，这就保持了民法对社会生活调整的开放性，同时，使民法可以从符合善良风俗的习惯中汲取营养，完善民法规则，也有助于民众将民法规范内化于心、外化于行。二是保护权益范围的开放性。权利是类型化了的利益，在权利之外，还有大量的利益，也应当受到法律保护。民法总则在划定所保护的民事权益的范围时使用了“权益”这一开放式的表述，表明民法总则不仅保护权利，而且还保护利益，这就为将来对新型民事权益的保护预留了空间，保持了民法总则规则的开放性。 

　　民法典分则也应当在民法总则的指导下，立足我国国情，解决我国的现实问题，充分彰显时代特色。民法总则的制定使我们坚信，我们有条件、有能力制定一部立足中国实际的、展现时代特色的、科学的、屹立于世界法典之林的民法典。